北京四中网校副校长高钧:合作建立新生态,共同改变中国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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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四中网校副校长高钧:“基础教育领域的深化改革有两大关注点:一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二是考试制度的变化。这两点最终受益的是学生,但最大的压力落在了教师身上,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理念的革新、教学方法的重置、信息素养的提升等一系列问题都困扰着当下教师,北京四中网校所做的就是致力于解决这些困扰,通过合作重建学校内教学生态,把老师们从’教书匠’变为’教育家’。”

在线教育作为互联网产业的一个细分行业,在2010年之后开始受到互联网巨头的高度重视,无数新兴互联网教育企业涌入这个市场,仅2013年就新增近千家在线教育机构,因此有人把2013年称为“中国在线教育元年”。

最初听到这个提法时,北京四中网校副校长高钧颇有些质疑。如果说2013年是“中国在线教育元年”,那么成立于2001年的四中网校十几年来所做的不是在线教育吗?显然,这一提法是不准确的。按他的说法,在此之前,在线教育广袤的土地上就已经有一棵参天大树了,它就是北京四中网校。

不过,暂且搁置这一“标签”的准确性,冷静思考一下,2013年的中国在线教育生态与以往相比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大量人才和资本的涌入使得原本温温吞吞的“炉膛”火热起来。当众人的目光紧紧盯住在线教育时,已经在该领域摸爬滚打十余年的北京四中网校在做什么?

北京四中网校副校长高钧

“我们关注的是如何才能弥补在线教育的硬伤,也就是‘教育过程的缺失’。要解决这个问题,仅有线上教育是不够的,还需要线下教育,即O2O,而这正是我们第三次业务模式改革在做的事。”高钧回答说。

几年过去了,北京四中网校的改革成效如何?

截至目前,参与北京四中网校“高效课堂”建设的国内公办学校已经超过1500所;各地教育局纷纷购买其教学平台、资源课程、课型模式服务;一个个业务精湛、经验丰富的教研员深入到各个学校,与当地教师一起推动教与学的深层变革……

北京四中网校凭借什么受到千余所公办学校的青睐?“高效课堂”究竟高明在哪儿?O2O业务模式对中国教育的变革体现何在?日前,中教全媒体记者专访了北京四中网校副校长高钧,带您了解这所老牌网校背后的精彩故事!

平台、资源、课型:三大输出,助力学校课改建设

记者:今年8月,西宁教育局出资600万元采购北京四中网校的教学平台和优质资源,用于全市21所重点中学实现信息化课改建设。这个项目具体包括什么?

高钧:这次对西宁教育局的合作输出有三大板块:一是教学平台,包括教师在线教学平台、学生自主学习平台,以此服务于师生日常的教与学;二是资源课程,汇聚了几百个专题、数千个高清视频、一万多个微课,还有丰富的测评试题;三是课型模式,包括新课型标准化实施流程、网校提供的专业助教、大数据转化的学情分析等。目前,我们的教研员已经到位,逐步在这21所中学对原有的教师展开培训,并辅助他们顺利进行课改实践的初探。

为什么一定要啃“课堂改革”这块硬骨头?

记者:包括刚提到的西宁市21所中学,目前参与北京四中网校“高效课堂”建设的国内公办学校已经超过1500所。当初为什么要做实体学校的课堂改革呢?毕竟与单纯提供技术平台、课程资源相比,课堂改革难度非常大,而且进展较慢。

高钧:的确,推行课堂改革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那我们为什么还要啃这块硬骨头呢?我认为这才是基础教育真正的痛点,唯有推行课改才能对教师和学生带来有益的变化。我很赞成去年山西省教育厅张卓玉厅长“课堂不改革,信息技术就是累赘”的说法。

基础教育领域的深化改革有两大关注点:一是信息技术与教育教学深度融合;二是考试制度的变化。这两点最终受益的是学生,但最大的压力落在了教师身上,他们将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教育理念的革新、教学方法的重置、信息素养的提升等一系列问题都困扰着当下教师,北京四中网校所做的就是致力于解决这些困扰,通过合作重建学校内教学生态,把老师们从“教书匠”变为“教育家”。

要实现这个目标不容易,但在多年办学过程中,我们已经有了一定的积累。大概在2004-2005年时,北京四中网校共建成了200多所分校、1000多个服务处,培养了10000多名教学服务人员,这对我们展开自有线下教学和近距离助力学校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高效课堂”高效何在?

记者:现在普遍被学校所认可的“高效课堂”是一种怎样的课堂?与传统课堂相比,最本质的区别是什么?

高钧:我们所说的“高效课堂”实际上就是在翻转课堂为内核的基础上增加了北京四中刘长铭校长所提出的有知识、有方法、有生活、有境界“四有”价值实现。早在2009年,我们就在全国各地的分校中启动了一种新型课堂教学模式。把教室中的学生按照不同性格和各科学习成绩的优劣势分成几个小组。学生来上课之前要通过网上学习完成一定的任务,这是老师提前布置好的。到课堂后,小组内部学生之间会做检查,然后老师做相应的评价,并带领学生对本周的学科知识内容进行总结和归纳。

这种课型模式的亮点之一在于竞争和激励机制的设计。各个学习小组之间是存在竞争的,学生为了本组的荣誉会互帮互助、展开交流,这使得他们建立起彼此信赖的友谊和合作关系。出人意料的是,这种彼此相连的纽带从课内延伸到了校外,由课堂拓展到了课下。许多家长看到孩子的变化后非常感动,孩子从来没有为了学习如此主动,通过电话、网络对学习问题进行沟通和讨论,之前学习就是一种被动接受的任务。所以,后来当“翻转课堂”一词来临时,我的感觉是:亲切至极。其中以学生为主体,教师为主导,“自主、探究、合作”的学习方式和我们持续几年的实验,无论是理论指导思想还是形式、流程,几乎同出一辙,好像为我们业务发展定制的一般。

我个人认为,翻转课堂的高效至少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解决了学生的学习动力问题,变要我学为我要学,让学习这件事儿真实发生;二是解决了知识的消化吸收问题,以前老师不可能兼顾到每一个学生,现在周围的同学和网校的老师都是自己的老师。此外,我们惊喜地发现,孩子们越来越愿意在课堂上展示自己。文史类的课堂上学生们积极表达自己对于某篇文章、某个人物、某个话题的不同想法;理科类的课堂上,学生们争先恐后地对一个题目研究多种解法。学生状态的转变显而易见,原本沉闷的课堂变成了流动的活水。

从反对者到拥护者,老师为何有如此大的转变?

记者:这种课型模式在学校推行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阻力是什么?北京四中网校是怎样克服的?

高钧:在推行之初,最大的阻力来源于学校的学科老师,不少人对于课堂改成这个样子的态度比较怀疑和排斥。首先,老师们觉得课改的风险太高,如果这样改势必引起原有的教学容量产生变化,万一教学目标完不成、学生学不会怎么办?成绩掉下来怎么办?其次,课改是一个由繁至简、由难到易的过程。初期,在某种程度上增加了老师的工作量。与以往的授课形式不同,现在需要在课前向学生们布置自学任务、收集整理学生的完成情况,还要制作课件,事情非常庞杂。另外,不少老师对教育技术的应用存在畏难情绪。

为了打消老师们的顾虑,北京四中网校做了大量的工作。我们从教师培训入手,向老师们展示多年来的课改成果,透过学生学习效果的改善及学习能力的提升向老师们阐明新的教学方法对学生终生发展的好处。同时,我们对整个教改的学习过程和具体环节进行展示,并鼓励教师们适应新的教育生态。

在实践层面,我们为合作学校配备了在工作上有卓越成效的教研员,专门解决老师们在教改中的实际问题。从课前学习内容的布置到学生自学反馈的数据整理、分析,再到根据学情二次备课,教研员全程协助在校的老师。此外,我们还提供了海量微课资源、包含150万道题的题库,便于老师备课和测评。在这一系列的服务支撑下,老师们逐渐开放了心态,开始尝试与以往不同的教学方式。随着学生学习积极性的不断提高以及高阶认知目标的不断实现,教师的教学热情被唤起,不少曾经坚决反对翻转课堂的老师现在成了忠实的拥护者。

作为对我们工作的肯定以及为了长期合作将新型教学模式常态化,很多学校的领导专门为我们的教研员在校内配置了独立的办公室和午休空间,面对如此之高的待遇,我们非常欣慰。

资源引进会导致学校自身创新乏力吗?

记者:作为资源引进校,怎样把北京四中网校的资源与本校师生相对接?教育资源丰富的同时会不会导致自身教改创新乏力?

高钧:这个问题我们也有考虑,其实在教育实践中,老师们不会过度依赖标准化的东西。我们的教研员倡导各校的老师做自身教学资源的生成,鼓励老师们晒课,把自己的教案、微课、教学心得分享给本校乃至全国的同行,还设置相应的激励政策。老师们不再是一座座孤岛,参与的积极性也很高,尤其是年轻老师,他们具备一定的信息素养,对于新鲜事物比较敏感,愿意尝试和创新。

记者:北京四中网校向合作校提供的除了教学平台、课程资源、教学模式之外,对学校的教育观念是否带来一些冲击和革新?学校的变化有哪些?请举例说明。

高钧:无论四中网校分校线下的教学改革还是与学校合作进行的教学模式改革,核心是改变了两个关系,这对学校的教育观念带来了很大的冲击。

一是教与学的关系。在以前的课堂上,老师讲什么学生就听什么、记什么,彼此的互动非常有限,学生的学习兴趣很难被激发。现在我们需要意识到一个现实,那就是学生变了,他们是网络时代的“数字原住民”,获取信息和知识获取渠道海量增加,打破了原有的师生之间信息掌握的不对称。这就要求老师真正理解“教学相长”,二者是相辅相成而非对立的关系。

另一个层面是师与生的关系。在现实中我们看到老师和学生的关系有时存在对抗,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在于老师没有把“教育”二字放到教学中去。应该明确的是,教育与教学不是一个概念。课堂是什么?课堂是一个物理空间,用来教学的,但是一个优秀的、受学生欢迎的老师会把教育的功能融入到教学中去。当老师放下权威的身段,以一种平等的姿态去陪伴、引发学生成长时,一种新型的和谐的师生关系便产生了。老师应该善于捕捉到不同学生的学情,进而展开相应的教学设计,让学生有主动学习的意愿,掌握相应方法,逐步把许多知识版块整合成属于自己的知识体系。

当然,在转型之中老师们会有不适感。洛阳市河洛中学的马娟霞老师就在一次分享中谈道,原来她是课堂的主导者,现在变成了组织者和引导者,好像一夜之间失去了对课堂的掌控能力,起初真有点不知所措。但她终于慢慢找到了平衡,在一次家长会上,一位家长告诉马老师,孩子在新课堂上一个月举手的次数,比整个小学六年都要多,这实在出乎她的预料。现在如果让马老师再按照以往的教学方法去上课,恐怕很难了。今年7月,我们出版了《我们要建设怎样的课堂》,这本书里详细介绍了近二十所学校推行课改的案例。

校外辅导行业的提升空间在哪里?

记者:当下大量资本和人才注入到校外辅导这一领域,您认为该领域是否还有可提升的空间?北京四中网校有着怎样的发展布局?

高钧:我个人认为,教辅行业仍然具有可提升的空间,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我们只要解决一个问题就会有更大的效率放大,这个问题就是校外辅导和校内教学存在割裂现象。包括被广泛认为个性化最强效果最突出的一对一的辅导,其指导老师对学生在校的学情了解有多少?通常做法是通过考卷来分析,但对学生在校期间各个学科的学情和考情了解的并不全面,这就是学生接受辅导效果提升缓慢的重要原因。

北京四中网校与一般的互联网教育企业不同,除了具有互联网基因之外更强的基因在教育,我们在学校的课堂嵌入很深,对学生的学习规律非常了解。在做2B业务时,其实我们没有很多的盈利期望,还做了许多公益服务和产品赠送。我们不仅为老师们的教学改变提供支持,还结合15年积淀的个性化辅导经验和丰富的线上课程资源,通过大数据学情诊断和分析进行个性化、智能化的精准资源推送,为学生提供一套打通校内外的完整方案。

北京四中网校:建立新生态,共同改变中国教育!

记者:随着信息技术对教育的逐步渗透,无论自上而下的还是自下而上的教育改革都在探索中展开,在这场教育变革中,北京四中网校将扮演何种角色、担负何种使命?

高钧:2010年发布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和2012年发布的《教育信息化十年发展规划》都提及了教育信息化对促进教育公平、提高教育质量的重要作用。

由此看来,作为北京四中的远程教育机构,我们正处在一个新的教改形势下,正处于一个良好的发展生态、政策环境之中。所以,我们希望可以联合各方力量共同建设更好的生态环境,共同改变中国教育!使新型的课堂、新型的校园,成为孩子们精神生活的家园和丰富人生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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