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中国高等教育界的新闻焦点人物，郑强的一举一动受到广泛关注。媒体总是关注他的个人经历、他从业历程中特殊的新闻事件，以及他对一些和教育相关的社会事件的独特理解。
或许，很多人忽略了郑强正在做也最擅长的事情——科学研究与高等教育管理。他的从业经历非常有代表性：在浙江大学担任副教务长、本科生院常务副院长、求是学院院长、党委副书记，在贵州大学担任校长，在太原理工大学担任党委书记。多年来，他的关注点逐渐从经济发达地区的知名学府，转向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领军高校。视角的转移，带来的是对中国高等教育尤其是中西部高等教育的不同理解。
今天，一读分享的这篇文章系高教周刊对郑强进行的专访，让我们一起来听一个充满了理想情怀又不乏变革勇气的高等教育管理者，述说如何带领一所已有120年办学历史的中西部地区领军高校“披荆斩棘”，实现跨越式发展。
◆如果办大学只以教书为主，缺乏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进取心，是会被时代发展远远甩在后面的。
◆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不能丢失学校自身的特色和传统——对于这一点，必须保持清醒。
◆大学开出来的课，一定是要让学生受益终身的“老虎课”，不能以削弱基础为代价来追求交叉。
大学得受尊重、有尊严
记者：2020年4月，您调任太原理工大学党委书记。从浙江到贵州，然后回到浙江，再到山西，跨度很大，您如何看待山西省的“邀约”？
郑强：山西省邀请我到太原理工大学任职，可能基于两方面考虑。一方面，基于我之前在浙江大学的工作经历，后来又担任贵州大学校长，引领学校各方面发展，既有发达地区知名大学的管理经验，又对中西部高等教育不乏感性经验和理性认识。另一方面，山西非常希望从发达地区引进一位有活力、有改革勇气的高校管理者。我觉得，他们认为我在综合素质方面是比较合适的。
记者：来山西之前，您对山西高等教育是否了解？初到太原理工时，您的直观感受如何？
郑强：以前，我对山西高等教育没有进行过深入研究。来了以后，有两点感受。
第一，我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意识到，山西高等教育曾经错失了很重要的结构调整机会。如果要拉一根时间线的话，它的长度是30年。当前，中国的好大学有不少是通过20世纪90年代开始的高等教育结构调整得到重大发展的。从省域的角度来看，如果缺乏结构调整，高等教育再发展也不可能是变革性的。
第二，就我到太原理工之初的观察来看，学校的内涵发展还有待深入推进。位于晋中市榆次区的学校主校区，校园非常美丽，极具现代气息，但以前学校对这个校区的定位仅仅是“本科教学”，没有考虑到学术研究、高端平台在整体规划中应当占据的位置，没有凸显大学本应具有的学术内蕴。
记者：基于这些认识，您做了什么事情？提出了怎样的发展理念？
郑强：刚到学校的时候，我带领大家做了一项调研，结果出来大家很惊讶——学校30%左右的教师居然“零课题”。这个数据和地方强校的地位是不匹配的，教学必须由科研来支撑，大学教师不能只是照本宣科。
在我看来，地方强校要对自己提出更高要求。如果办大学只以教书为主，缺乏浓厚的学术氛围和进取心，是会被时代发展远远甩在后面的。
记者：您怎样看待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办高等教育？
郑强：经济欠发达地区和发达地区相比，教育的滞后不完全体现在基础教育、职业教育，更重要的是体现在高等教育上。如果所在省份没有更多好大学，通过高考，成绩前40%的学生就被别的地方的大学用筛子“筛”走了。留在本地的学生，我们当宝贝培养，到了考研，又被“筛”走一批。走掉的学生，还有一大半选择在外省就业。这对本地的人才积累打击非常大，几乎可以用“恶性循环”来形容。
中国的地域太大，一个省的面积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少数顶尖高校不可能承担高等教育所有的责任。每个省份都应该办出高水平的大学，所谓的“高水平”不是说一定要和顶尖高校分庭抗礼，而是办出来的大学得受尊重、有尊严。
能源革命，决不缺席
记者：今年上半年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山西省GDP的增速排在中部地区首位。身处一个急速发展的省份，您如何描述太原理工对于山西省科技创新的贡献？
郑强：目前，山西省关于能源方面的重大重点项目，太原理工大概支撑一半。近两年，山西煤炭工业方面的一等奖大约有1/3出自太原理工。从总体奖项数看，学校也占据半壁江山。我国教育界、科技界有不少杰出代表人物，都出自太原理工。这是我们的家底，是非常光荣的。
记者：未来，您希望带领太原理工在山西的科技创新中发挥怎样的作用？学校的哪些布局可以作为支撑？
郑强：作为煤炭大省、能源基地，山西对于保障国家能源安全发挥着极其重要的作用。太原理工要积极参与能源革命，决不缺席。
今后，我们会继续加强与煤炭、采矿相关学科的建设，尤其在清洁能源相关研究上加大投入力度。当前，学校只有“省部共建煤基能源清洁高效利用国家重点实验室”这一家国家重点实验室。我们的能力和储备不够，而能力和储备中最关键、最重要的是人才。两年多来，我们重作风、重人才、重文化，通过一系列改革措施落地，争取补齐短板。
我们正在做的事情很多。比如，建立了生态学学院，致力于解决山西北部黄土高坡的水土流失问题、黄河治理问题与生态维护问题，以及矿山的生态修复问题。还比如，我们想发展微电子学科、生物学科的分支合成生物学……核心是面向山西的经济社会发展，把人才这个短板不但补起来，而且要强起来。
记者：从太原理工近年来学科发展的动向看，学校逐渐重视基础学科，还有发展医学学科的迹象。您如何解读这一变化？这一变化是否会影响学校原有的工科特色？
郑强：从国内外著名大学的发展经验来看，理科是基础。没有好的理科，工科是走不远的。打个比方，让小孩子学钢琴，不弹基本的练习曲，一上来就直接弹某一首具体的曲子，就算他能把这首曲子弹得再好，换一首曲子就不行了，这就是基础的重要性。因此，我们重视理科，主要目的在于夯实基础。
高等教育管理者应该对大学往哪个方向发展，做到心中有数，发展的同时一定要注意，不能丢失学校自身的特色和传统——对于这一点，必须保持清醒。
太原理工的传统优势是工科，学校要以工科学科为主干，坚持把煤矿、机械、建筑、水利等主干学科办好。
我们的科研着力点，怎样才能发挥长项？打个比方，我们做文物修复相关的研究，跟以文科见长的高校搞文物鉴定有着本质区别。我们关注的是，现在文物修复的材料几乎全靠进口，有没有可能把这些材料国产化；水的渗漏、风化对文物究竟会有什么影响；如何发挥在材料和现代技术上的专长，利用新材料、新技术对文物进行更好的修复。
现代医学的发展离不开工科的支撑，国内顶尖的医学院大多来自综合性大学，综合性大学发展医学学科具有天然的优势。从农学来看，现代农业的发展同样离不开现代科技的支撑，工科的作用不可替代。想做的事情很多，当然，所有的改革不可能一蹴而就。现阶段，对于山西来说，加强高校之间的合作，大家携手发展，努力实现学科融合、课程互通、学分互认非常重要。
一切改革都不能照搬
记者：您如何看待自己在太原理工推行的通识教育、学术大部制、学生自由选专业等改革措施，这些改革和浙江大学此前进行的同名改革是否相同？
郑强：太原理工是培养“卓越工程师”的学校，我们非常关注对学生专业能力的培养。顶尖高校的学生有的时候可以用学校的名声去找工作，而我们的学生毕业了走到社会上，是要靠专业“吃饭”的。人文情怀和通识教育要有，但根本目的是夯实专业教育的根基。因此，太原理工的通识教育，跟我在浙江大学担任副教务长时期推行的通识教育相比是有变化的，一切改革都不能照搬。
再看学术大部制改革，我们理想中的大部制是虚体机构，主要作用集中在“学术”两个字，开展学术评估、学术咨询、学术研讨等，不包含行政管理和教学管理职能。这就和很多学校推行的学术大部制改革不一样。
在太原理工，只有学业成绩前5%的学生才能自由转专业。为什么要控制比例？我谈一个题外话，有的时候父母可能过于在意孩子一时的“志趣”，但是对于懵懂的青少年来说，志趣又意味着什么呢？有时候，他们自己也不清楚。就学术研究而言，一个人对科学的爱好进而热爱，很多时候是“熬”出来的，是付出了艰辛才能得来的。一个人工作做得越好，就越热爱自己的工作，就是这个道理。学生的志趣也是一样，他们要为自己的选择付出努力。
记者：当前，很多学校正在大范围地鼓励学科交叉融合，听闻您对与之相关的人才培养非常关注，能否请您具体谈一谈？
郑强：当前，有些人对“学科交叉”这个概念以及与之相关的复合型人才培养，存在认识误区。
在做学术研究的时候，我们不能单纯地强调“单独”一个人的复合，去让一个人什么都懂。我们更需要的是在某些方面有特殊专才的人组成的团队。就像一个优秀的交响乐团，由每个领域最杰出的乐手在指挥家的指挥下各司其职。
就大学内部的科研活动来说，它通常是以项目来牵动的。当项目遇到需要解决的疑难问题时，交叉的需要自然就产生了。交叉不是一种刻意的行为。
具体到人才培养，我们不能从较低的层级就开始强调交叉，因为这反映到学业上，必然会造成学生在本科阶段要修习超量课程。有的教师为了自己的“饭碗”不断地“加课”。学生学得既多且杂，没有必要。
大学开出来的课，一定是要让学生受益终身的“老虎课”，不能以削弱基础为代价来追求交叉。我在学校倡导“砍课”行动，跟各学院院长强调重点开好各学科的基础课。学科的前沿进展不是不要学，而是可以通过学术报告的形式来跟进，不必把学术报告都开成课程。
记者：您如何评价自己在太原理工两年多的任职经历？
郑强：人是很渺小的。在传统的惯性面前，我们不要指望自己能做惊天动地的事，也不可能完全按照自己的理想去做事。有很多人希望我能做好，但能不能做好并不取决于我的理想。就目前而言，在有些事情的推进上，可能时间进度和我预期的不一样，但可以说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成果。
来源：《中国教育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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